【前言】

1988年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了一段与江青的对话。她提到，江青曾对贺子珍发表过负面评论，指出贺子珍从未真正参与过工作，在井冈山时期只是做些剪报的简单事务。尽管如此，江青也不得不承认，尽管毛泽东与贺子珍已经分开，但两人之间的感情依然存在，并未完全破裂。

【毛泽东决定与贺子珍成婚】

在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后，毛泽东随即移居茅坪，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繁忙的日子。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事务，几乎没有停歇。在这期间，他也审阅了贺子珍整理的文件。贺子珍不仅容貌端庄，气质优雅，她的书法也同样工整秀丽，字迹与她的外貌相得益彰。

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广博知识印象深刻。她不仅对湘赣地区的历史、地理和民俗了如指掌，还展现出卓越的语言能力，能流利使用土籍话和客家话。这种全面的文化素养让毛泽东大为赞叹。

毛泽东在宁冈、永新等地开展社会调研时，经常让贺子珍随行担任翻译工作。面对这样的任务，贺子珍表现得从容不迫，爽快地接受了这项重要工作。她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畏难情绪，反而以沉稳大方的态度积极参与其中，展现了出色的工作能力。

随后，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同前往宁冈的乔林和新城等地，开展了详细的社会调研。在此期间，毛泽东注意到贺子珍展现出的另一个显著优点。

贺子珍在群众工作中展现出卓越的才能，她擅长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，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热情。她的组织能力尤为突出，能够高效地协调和动员各方力量。

贺子珍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干练与雷厉风行，与她静坐时的温婉知性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种刚柔并济的特质，恰好符合毛泽东的审美倾向。然而，他只能将这份欣赏深藏于心，无法表露。

在完成对两个县农村的实地调研后，毛泽东计划抽空去象山庵一趟。当他们整理完调查资料时，他突然想到贺子珍的书法功底很好，便请她帮忙抄写这些记录。

他们抵达象山庵后，在后栋的厢房安顿下来。白天时分，两人常在观音殿活动，一人专注于整理手稿，另一人则全神贯注地进行誊写工作。

毛泽东在写作疲惫时，常会与贺子珍闲聊放松，偶尔两人会一起到象山庵外散步。久而久之，这座庵堂的周围便留下了他们共同走过的痕迹。

一对年轻男女在频繁的交流中彼此产生了好感。他们常常畅所欲言，话题从个人经历到日常事务无所不谈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两人在日常接触中渐渐萌生了感情。

在井冈山期间，袁文才观察到两人关系逐渐升温，便将所见所闻告诉了王佐。他们本就希望促成这段感情，以此让毛泽东留在当地。现在看到两人互生情愫，自然觉得是个好兆头。

1928年，毛泽东率领两个工农革命军团向湘南进发，而贺子珍则被安排留守。不久后，她返回了永新。这次短暂的分离，使得两人对对方的思念愈发强烈。

在朱毛部队合并后，毛泽东的工作日程异常紧凑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直到红四军正式组建，他才稍微放松了一些。利用这短暂的闲暇，他想到了贺子珍，便立即给县委书记刘真发了一封信，请求他安排人手将贺子珍接到自己身边。

当毛泽东见到贺子珍时，他显得异常兴奋，立刻握住她的手，关切地询问她的近况。贺子珍同样很久没见到毛泽东，也急切地询问他旅途中的经历。

朱德和陈毅等人看到贺子珍时，都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纷纷询问她的身份。袁文才当时也在场，便主动为他们解答：“她叫贺子珍，是毛委员的……恋人。”袁文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便详细地解释了一番。

朱德和陈毅终于意识到，这对彼此有意的男女迟迟没有迈出结婚那一步。于是，两人决定主动出手，推他们一把，让这段感情有个圆满的结局。

1928年5月22日，湘赣边界党的“一大”刚闭幕，毛泽东便与陈毅等十余人，以及朱德夫人伍若兰等几位女同志，一同前往参加余贲民的婚礼。新娘是桃寮村的一位中年女性。

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氛围中，袁文才突然当众向毛泽东发问：“毛委员，什么时候能喝上您的喜酒呢？”

毛泽东听到这番话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呆住了。王佐见状，赶紧插话：“毛委员，你和子珍姑娘赶紧把婚事办了吧，别再拖了，免得夜长梦多！”

一向温文尔雅的陈毅也直言不讳地表示，毛贺两人情投意合，才貌相当。眼下战事稍缓，毛泽东又刚被任命为特委书记，此时成婚再合适不过了。

周围的人纷纷跟着起哄，场面顿时热闹起来。贺子珍在众人的笑声中显得有些局促，脸上泛起红晕，显得格外羞涩。毛泽东察觉到大家发自内心的祝福，目光转向贺子珍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关切。他并不想让她感到尴尬，始终尊重她的选择。贺子珍抬头看向他，那双眼睛温柔而坚定，她轻轻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伍若兰坐在贺子珍旁边，转头对毛泽东说道：“既然王母娘娘都发话了，你也该表个态了吧。”

毛泽东性格直率，既然贺子珍已经同意，他也不想再拖延，便干脆利落地表示：“那就尽快安排吧。但要选个安静的地方，避免引起过多，仪式从简，不必铺张。”

袁文才马上提议，他和王佐的婚礼时间已经确定，场地选在象山庵，问大家是否同意。

毛泽东认可了对方的建议，在场的人都兴奋地表示：这下又有机会喝喜酒了！

5月28日，袁文才和王佐负责筹备的婚礼如期举行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，这次婚礼办得特别朴素，没有大张旗鼓，也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。来参加婚礼的只有陈毅等十几个人。

在后院的大厅里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边嗑花生边吃糖，气氛轻松愉快。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新婚夫妇，但他们并没有刻意打扮，穿着和平常一样朴素。两人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亲手把糖果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正午时分，三桌宴席已布置妥当。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主桌首座落座。随着袁文才宣布"宴席开始"，众人纷纷举起酒杯，向这对新人致以祝福。

贺子珍不仅文武双全，而且胸怀天下，为了革命事业甘愿付出一切。一次，毛泽东、朱德等人正在开会，贺子珍在旁边听着，突然敌人发动了突袭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
贺子珍反应迅速，果断骑上一匹无鞍马逃离，双手各持一枪，分别置于身体两侧。

贺子珍凭借出色的战术头脑，成功实施了诱敌计划。她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吸引敌人注意力。果然，敌人中计追了上来。贺子珍利用地形优势，巧妙周旋，最终摆脱了追击。敌人虽然被她牵着鼻子走，却始终无法抓住她。这次行动充分展现了贺子珍的机智和军事才能。

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超越了普通婚姻，他们更是并肩作战的革命伙伴。

在长征途中，贺子珍不顾自身严重的伤势，毅然坚持走完了全程。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身体上的痛苦，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。这段艰苦的历程不仅考验了她的体力，更彰显了她坚定的革命信念。贺子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人的精神力量也能支撑着前进。她的这段经历，成为了长征精神的一个生动写照，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永不放弃。

长征途中，红军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，还必须随时警惕敌军偷袭。行军中，战士们时刻保持戒备，既要克服崎岖地形和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，又要防范敌军的突然袭击。这种双重压力使得长征成为一场异常艰难的征程。

在长征途中，贺子珍等人在贵州盘县遭遇敌机空袭。面对危险，她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用身体保护伤员，结果自己身负17处重伤，生命一度垂危。

为了不让部队操心，她主动向毛泽民夫妻和上级提出，希望留在当地。受伤后，她还特意叮嘱大家别把这事告诉毛泽东，免得他替自己着急。

正值红军准备跨越赤水河，与敌军展开激烈较量的紧要关头。

当时毛泽东正忙于指挥工作，无法立即脱身探望贺子珍。得知她受伤后，他心急如焚，但无法马上赶到。考虑到当地医疗条件有限，加上安全难以保障，他决定必须尽快转移贺子珍。

毛泽东立即派出自己的医疗团队支援连队医生进行急救，并腾出自己的担架供他们使用，以便尽快运送贺子珍。

战事稍缓，毛泽东立刻策马赶去看望贺子珍。见到她时，贺子珍全身多处裹着纱布，脸色苍白。她表示自己无法工作，只能被人抬着，内心感到十分不安。此前，她曾考虑暂时留在老乡家中养伤，等恢复后再去与毛泽东等人会合。

毛泽东轻轻整理了一下贺子珍的被子，安慰她别太担心，她的病很快就能康复。

婚后，贺子珍对毛泽东关怀备至，但她生来就是个事业型女性。她不甘心仅仅扮演家属角色，也不愿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工作。她怀揣个人抱负，渴望获得更多实践和发展的空间。

1938年10月，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后决定留在苏联。然而，她未曾预料到接下来将面临一连串的打击。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因患急性肺炎不幸去世。

得知此事后，毛泽东迅速安排将娇娇送往苏联与她作伴。直到王稼祥及其夫人与贺子珍会面后，他们才向毛泽东汇报情况，毛泽东随后批准了她回国的请求。

毛泽东始终铭记着贺子珍。在与身边人交流时，他坦言两人关系的破裂，自己难辞其咎，但贺子珍同样负有责任。

情感问题往往让人感到无力和困惑。它的出现有时毫无预兆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克制。

1959年，毛泽东登上庐山。在与贺子珍的旧交曾志交谈后，毛泽东决定与阔别22年的妻子重逢。这次见面后，贺子珍又三次前往庐山进行休养。

贺子珍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。这种真挚而持久的感情在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。这一年恰好是闰年，前一天，也就是9月8日，是农历八月十五。这一天也是贺子珍的生日。

【我是主席的学生、哨兵】

贺子珍离开后，毛泽东身边缺少了能够悉心照料他的人。就在这个时期，江青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。

江青之所以能吸引毛泽东的注意，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她积极示好，主动接近毛泽东。其次，她在延安的表现十分亮眼。她拥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书法功底扎实，楷书写得尤其漂亮。此外，她还擅长手工，无论是织毛衣还是裁制衣服，都做得相当出色。

毛泽东与江青成婚后，起初两人的生活颇为融洽。江青熟知毛泽东的口味，特意在窑洞里烹饪辣椒，满足他对辣味的偏好。此外，毛泽东钟情于京剧，江青便时常为他播放京剧唱片，营造他喜爱的艺术氛围。

1939年，江青怀上了孩子，随后她与毛泽东的独生女李讷降生了。

假如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，他们俩或许能一直相依相伴，生活也不会有太多起伏。

江青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，她曾公开表示：“我是主席的追随者和守护者。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她对毛泽东的忠诚与钦佩。在江青心中，毛泽东不仅是她学习的榜样，更是她誓死捍卫的领袖。她将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，时刻准备着为毛泽东的事业贡献力量。这种情感贯穿于江青的言行之中，成为她政治生涯的重要标志。江青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反映在她的实际行动和决策中，深刻影响了她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方式。

然而，江青最终决定涉足政坛，参与历史进程。她迈出了这一步，选择在政治领域展现自己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，她依然坚持走上这条道路，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她个人的命运，也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江青性格狭隘，难以容忍身边有孤立无援的女性存在。因此，她时常借机贬低贺子珍，以此宣泄内心的怨愤。

【毛泽东贺子珍感情并未破裂】

1988年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了江青对贺子珍的评价。她提到，江青曾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贺子珍，指责她从未真正工作过，在井冈山时期只是做些剪报的简单事务。然而，江青也不得不承认，尽管毛泽东与贺子珍已经分开，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并未彻底断绝。

贺子珍作为生活秘书表现出色，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照顾。即使在环境艰难的情况下，她也始终着如何改善毛泽东的生活质量。

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多次遭遇重病，曾因高烧陷入昏迷，情况危急。每当这种时候，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都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，悉心照料。正是他们的无微不至，才让毛泽东一次次化险为夷，恢复健康。

贺子珍不仅承担了照料毛泽东日常起居的职责，还积极参与其他党务工作。她时常进行剪纸创作，同时负责管理前委的重要文件档案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与前者不同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，实际上并未承担起照料其日常起居的职责。她将这项任务完全交由警卫人员负责，自己并未直接参与。

1957年，党的八大结束后，毛泽东召集了一场辩论会，曾志也参与其中。会议结束后，曾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，当时已是六月。令曾志感到不解的是，毛泽东依然穿着一条破边的毛裤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还穿毛裤？”

毛泽东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没人真正在意我。”

在1955年和1956年，毛泽东两次到访广州时，都找曾志帮忙做衣服。每次见到曾志，他都会说：“我现在没衣服穿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吧。”

此时毛泽东的体型变得较为魁梧，加上他本身个子高，市面上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，只能专门定制。曾志没有推辞，马上联系了一家针织厂，为毛泽东量身定做了两套衣服和几条便裤，顺利解决了他的穿衣问题。按理说，这类事务本应由江青负责，但她却对此漠不关心。即便陪同毛泽东南下，她也常常置若罔闻，完全不履行生活秘书的职责，显然在这一岗位上严重失职。

江青后来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五位秘书之一，她的主要职责是每天阅读两份重要的参考材料。与其他秘书不同，她不需要处理剪报之类的琐碎事务。然而，她对这份工作并不上心，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。因此，她经常以健康问题为由，前往各地的疗养胜地，名为休养，实为逃避工作。

与外界对贺子珍缺乏政治理解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，李敏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在毛泽东经历困境的岁月里，贺子珍始终坚定地支持并陪伴在他身边。她深知毛泽东在党内的关键作用，因此从不干预他的工作，也没有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谋取私利。这种忠诚与理解，使得她在毛泽东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贺子珍始终以平凡革命者的身份自居，她深入基层，关心群众生活，干部面临的难题和工作中的障碍，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，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青，她的行事作风与贺子珍截然不同。

1979年9月8日，毛主席去世三周年的前一天，贺子珍带着女儿和女婿前往毛主席纪念堂，向毛主席的遗体致敬。离开纪念堂后，她坐在车里，依然依依不舍地回头凝望，眼中充满了泪水，久久无法移开视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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